至此我们弄明白了货币价值的体现是购买力,货币的价格则是利息。
应该说,这个战略愿景是很清楚的。总之,扩大消费、改善总量增长中的结构,是中国经济近阶段顶层设计中一项最基本的、最不可忽视的内容。
顶层设计的原则是什么?其出发点应该是问题导向。而要把居民消费率从目前的36%左右的水平提高到改革开放初近50%的水平(仍比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低),或者说提高到国民基本满意、社会稳定的水平,议题必然要涉及平时关注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问题等。顶层设计必须要有制度改革的战略勇气,GDP蛋糕必须向老百姓倾斜切。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中的制度矛盾,解决美国危机后全球需求减弱,中国速度下来后,中国经济将暴露的风险怎么办?解决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因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导致的社会不稳怎么办?顶层设计应该从这些大问题切入但由于金融体系改革滞后,给中小企业带来了融资上的困难,再加上直接的政治原因或间接的政治原因,即对私营企业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才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种状态。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小企业 融资难 。银行作为一个商业机构,他决定贷款给谁会出于很多商业方面考虑,如果按当地政府的安排向某家企业贷款的话,从长期来看对企业和银行都不见得是好事。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就提出《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困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以至引发的社会危机等问题正在中国浮现。
《大拐点》分上、中、下三篇共十二章,前二篇是袁剑多年观察撰写下的思考和观点,有些已在报刊刊出。袁剑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关注大拐点,他早前的论著《中国:奇迹的黄昏》也是一本关注拐点、论述拐点的著作。当局没有战略性的眼光看到全球的增长遭遇到不测。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
八九年以后,共产党的执政合理性就是给大家分一块经济高速增长的饼,让社会怀抱希望。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一场地方会议上明确提到,尽管今年经济成长目标为百分之七点五,但仍要保住经济成长以百分之八的步调增长,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经济马上触底回升。
加上财政收入不固定,经济一不好,财政收入成非线形下滑,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基建烂尾,曾经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会垮下来,然后形成下滑的正反馈,这样的拐点令人忧虑。为严控产能,零九年国家曾正式发文三年不再新上钢铁项目,如今形势逆转。《大拐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阐述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剖析创造中国奇迹的那些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揭示经济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袁剑是最早提出中国官僚资本、官僚阶层、官僚垄断的学者之一。
袁剑提出的反向运动主要归纳在第三篇中。如南京又在酝酿建一个六合机场,已经新盖了一个‘扬泰机场,又在附近盖一个。权贵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零九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用四万亿(约六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财政刺激经济,袁剑说,其实政府也不知道后面的负面效果。
袁剑说: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我也无关。五月二十四日,走出国务院发改委大门,手捧刚获批的七百亿钢铁项目文件,湛江市长王中丙情不自禁地低头亲吻还散发着墨香的那几页纸。
作者袁剑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后,历任大学教师、杂志的主笔和主编,他以社会学的视野审视中国变革中的现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角度,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得出历经增长狂欢后,中国经济将不断向下探底,难以躲避地转入大拐点的结论。中国改革的变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袁剑表示,八九年重大历史变化后,中国改革的变化是一个约束边界的变化,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是改革的精神发生严重巨变。
中国的贷款、货币量的增长是金融史上的奇迹,巴西、印度也有这样的情况。他用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是把政府、企业本来应该承担的成本推给了社会,社会又没有资产负债表,它是隐性的。而前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部署近期工作。这种改革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天的拐点。袁剑提醒政府,要腾出手来搞社会建设,做政治改造转型。进入专题: 大拐点 。
《大拐点》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互动、从国际经济裂变进而让走向世界的中国难以置身度外、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北京巨变到二零零零年的中国入世,中国经济不断冲高的同时,也开始了转身拐点的轨迹。但输送给了个别企业,贫富差别也就这么出来了。
湛江人从三十多年前就追逐的钢铁梦,今天得以梦想成真。袁剑计算,华东某市一个区有八百六十亿元的负债,可支配财政收入仅一百二三十亿元,按百分之八的贷款成本,就是六十多亿。
之前的改革主要是全民参与,基层与上层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历史运动。他们得以快速增长,是因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利益,造成中国出现投资虚假盈利的情况。
经济增长越快,剥夺的越多,社会民怨越大。袁剑认为,包括很多欠发达国家,都在高增长中。如今,中国经济保卫战又一次打响。当局在赌博,赌的是全球体系没有破坏,美国只是暂时的危险,欧洲的危机还不会出现,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是改革的精神发生严重巨变。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
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一场地方会议上明确提到,尽管今年经济成长目标为百分之七点五,但仍要保住经济成长以百分之八的步调增长,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经济马上触底回升。中国的贷款、货币量的增长是金融史上的奇迹,巴西、印度也有这样的情况。
《大拐点》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互动、从国际经济裂变进而让走向世界的中国难以置身度外、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北京巨变到二零零零年的中国入世,中国经济不断冲高的同时,也开始了转身拐点的轨迹。从中国加入世贸后的零二年开始,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中国的改革放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增长的优势和劣势都被放在全球化的放大器内。
袁剑提醒政府,要腾出手来搞社会建设,做政治改造转型。国家发改委官网项目审批与批准栏还显示,仅五月二十一日一天就有百多个项目获得批覆。当局没有战略性的眼光看到全球的增长遭遇到不测。本来是高成本,现在抽离了投资成本。
在零八年以前,外部需求环境好,以低利润的高速增长可以找到外部增长空间,我们讲产能过剩,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产能过剩是不可能持续的,可能二三年就见顶,市场逼你淘汰了。而在八九年之后,中国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
但中国可以持续,是剥离了成本后的竞争优势。三年后,美国还没有恢复,欧洲更加糟糕。
袁剑提出的反向运动主要归纳在第三篇中。大拐点的国际大背景就是这么来的。